此外不能忽略，苏联与美中两国都有决定性的利害关系，成了中美利益互动中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两超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水火不相容，制度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在其中紧密交织，否则无法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什么还要通过北约东括排挤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由于两超于四十年代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具备生死搏斗的意义，压倒并支配了所有其他利益。辽阔的幅员和敏感的战略位置，使我国对美苏双方的力量消长作用非轻，心理上的影响则更大。而近代以来，国力的一落千丈和历届旧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令人侧目，抗美援朝前夕，麦克阿瑟将军的狂妄冒进和斯大林元帅的悲观退缩反映出一般国际人士对中国人的轻视。因此两超均不愿理解、更谈不上尊重我们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而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两分法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随着我们逐步倒向苏联，得罪美国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诸方面的利益差别十分显著，在严酷的冷战环境下不可能沟通、协调，对共同利益达不成足够的共识，因此美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就极其有限了。中美民间社会固然有长期的友好交往，但规模不大，决定不了两国关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内许多人厌恶蒋介石的为人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他们的数量和层次也左右不了本国的政治。如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一书所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根本不存在承认中国的政治气氛，即便艾奇逊有这个愿望也办不到。

　　3、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政策目标体系中往往局部服从整体，低层次目标服从高层次目标，且不论目标的确定还要受政策资源、政策环境、决策者的认识等条件的制约。应该说政策目标为利益服务，但两者不一定直接挂钩，不懂得这个原理就不能解读颇具迷惑性的美国对华政策。众所周知，在避免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压倒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反映了他们的最高利益所在。它顺理成章地要支配所有次级目标，包括对华政策目标。为夺取冷战的胜利，美国于1947年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即初级阶段的遏制战略，力图使苏联及其阵营软化或崩溃。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确实对中国作出了一些友好姿态，与遏制方针似乎不相符。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一矛盾现象只能解释为同一遏制战略的不同策略手法，而不表明中国游离于遏制战略的大框架之外。由于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平衡作用，美苏均不容忍我们变为他们的异己势力，因而双方竞相拉拢，以取得削弱对方的效果。现在美方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承认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以对华施“压”的方式实行分化中苏的政策，包括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其实在此之前，我相信分化政策就已经开始，只不过以“拉”为主要方式，希望继1948年苏南分裂之后出现一个亚洲的南斯拉夫。只要注意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发表声明的时机，他们的意图便一目了然。那是1950年1月5日，恰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期间，分明旨在牵制中苏两国的接近。所以，分化政策和遏制战略的目标实际上并不矛盾。

　　美方对我们诱之以利，愿意提供一定的援助，这件事值得玩味。以美国的财力而论，他们对华援助的数额不难超过苏援，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5亿多人的穷国而言，外援的质量远比数量实惠。我国最需要的技术转让和武器装备，无疑不会包括在美援之内。更重要的是，美援不可能没有附加条件。即便马歇尔计划都明确规定，援助的款项必须用来购买美国产品，以便从经济上控制欧洲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那么对华援助呢?绝不会比马歇尔计划更慷慨，而且明摆着一项政治条件──中国南斯拉夫化，与苏联闹翻。实际上，这个条件根本不需要表达，接受美援和美国的经济控制、扩大美国的影响本身就不要指望苏联的谅解，何况斯大林一向怀疑中国是亚洲的南斯拉夫，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假如我方愿意付这个代价，相信两国间的其他分歧都能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也不例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已经暗示：劳驾我们代为处理蒋介石这块绊脚石。反之，如果我方拒绝上钩，那就休想得到美方的宽容。所以，如此缺乏诚意的“昂贵”援助实际上我们要不起，也要不得。

　　不过从理论上看，两国关系还有一线希望。美国承诺不干预中国局势后不好立即食言，假如大陆迅速拿下台湾，美国在统一的中国和广泛的国际承认面前就再也找不到托辞。但以我们当时的装备水平而论，根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准备。而1950年大陆在台湾的内线遭受重大损失后，海峡两岸的对峙更是长期化了。诚然，美国确实在冷战尚未结束、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开始发展对华关系，并于1979年与我国建交，但那时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大不一样。随着中国政权的稳固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的五分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为了抗衡苏联而决意调整对华政策。因此，这最后一线希望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