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其开国初期总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满含着胜利者的喜悦与自豪的，可是，南宋王朝却是个例外。几乎从一开始，与其开国皇帝一样，如漏网之鱼，侥幸从金人的罗网中逃脱出来，张皇失措的只管没命地逃窜，即使是后来好不容易摆脱了金人的追击，气喘吁吁的放慢了脚步，并最终在长江之南苟活了下来，但从始至终都病怏怏的打不起精神，而且老是窝窝囊囊的受人家的欺负，忍气吞声地看人家的眼色，毫无血性、毫无尊严地向人家称臣，又是向人家称侄，其奴颜婢膝把整个帝国的脸都给丢尽了。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宋一朝前后共319年，除去刘汉王朝，它的国祚是最长的，但是，若论国格与尊严，与秦、汉、隋、唐、元、明这些大的封建王朝相比，它却是活得最窝囊最没有骨气的一个王朝，特别是南宋一朝，即便是与鸦片战争之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相比，也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道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国家与人一样，也有气节，也有尊严。可是，南宋王朝竟然忍辱偷生到这般地步，也实在是古今罕见，令人叹息。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南宋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分娩的一个特殊的王朝，从一开始，这个小生命就似乎营养不良，而且还带有先天性残疾，这并不奇怪，也很容易理解，甚至，人们对高宗赵构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逃亡与历险、挣扎与奋斗还给予了深深的怜悯与同情。因为毕竟——北宋灭亡不是高宗赵构之罪，而且，当中原沦陷，国破家亡之际，他能够死里逃生，不仅侥幸保存了赵氏王室的最后一支血脉，还使宋室王朝得以在夹缝中继续存活下来，客观公道地说，这本身就是一件非比寻常、功不可没的事情。

　　可是，读南宋的历史，让人读不懂也想不通的是，绵延苟活了152年的南宋王朝，竟然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懦弱的王朝，一个没有血性的王朝，一个没有记性的王朝!

　　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南宋皇帝的懦弱几乎代代相承，从高宗到帝昺，共有9任皇帝，说句不雅或者说是骂人的话，这些皇帝，除了孝宗与宁宗皇帝，当然还有几个少不更事的幼帝，在面对外敌时几乎全都“阳痿”，即便是孝宗与宁宗，虽都曾有过短暂的勃兴与雄起，但也只是“举而不坚”，无果而终。

　　当然，懦弱的也不仅仅只是赵宋皇帝，许多大臣也都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恐惧症，先是恐辽，接着恐金，到后来又是恐蒙，好像老是“恐”个不停，“恐”个没完，也正因此，两宋的上空总是笼罩着恐怖的阴霾，而在这样一种政治大气候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当外敌入侵，朝廷内求和的声浪总是占据了上风，而屈辱求和也就始终成了宋帝国懦弱外交的“主旋律”。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懦弱王朝，就这样的一些懦弱的皇帝，懦弱的朝臣，也就注定了南宋王朝是一个断了脊梁的王朝，是一个没有血性的王朝，寡廉鲜耻深入骨髓，畏敌如虎浸透血液。而一部南宋史，也便毫无疑问，自然而然，成了一部丧权辱国的历史，一部忝颜偷生的历史。

　　有这样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佐证，说是在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当一心想收回失地的孝宗皇帝在早朝时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起恢复故疆的事情时，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当即表示反对。刘珙的意见确乎代表着当时许多朝臣的观点。

　　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如果说，刘珙希望皇上要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虽然保守但还相对比较理性，平心而论，也还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话，那么，在此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佑深表反对，其观点说出来让人觉得就不仅是“怯懦”两字可以概括的，而且是非常之迂腐、非常之荒唐可笑了!